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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方朱拉伊: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 12年投入14亿 钢铁般的坚持
2016-04-02
编者按
2016年4月1日,惠州华励医疗有限公司已与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等旗下投资基金签署增资协议。与粤科金融集团、新南方集团等巨头的合作将使华励医疗跨入新的时代,帮助华励医疗全球合作伙伴取得更大的成功。
过去15年年间,广东新南方集团投资15亿,实现治疗疟疾首选药物青蒿素的量产,使数千万疟疾患者受益,为推动中国科学家屠呦呦2015年10月5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做出了卓越贡献。我们为兄弟公司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的成就深感自豪!
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开栏语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青蒿素”开始被大众熟悉,但很多人不知道,将屠呦呦的理论应用于临床、研发出中国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复方药物,并进行数十年国际推广工作的,主要是广东的科研团队和药企完成的,他们的努力,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无论是科研创新的贡献,还是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的奉献,他们的功绩都可歌可泣,然而数十年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切鲜为人知。羊城晚报全媒体力图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立体化、多时空的报道,为读者揭秘这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
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1:抗疟药物“救”了一个国家
珠江学者、广州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宋健平昨天从南非开普敦回国,连坐了24个小时飞机的他难掩疲惫也难掩兴奋,因为在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上,他和他的科研团队收获了沉甸甸的感激和新的合作成果。
科摩罗副总统感谢“中国兄弟”
在第二届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表示,屠呦呦通过对中国传统医药的研究,先驱性地发现并提取了青蒿素,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是世界疟疾治疗的首选药物。“这是中国医药卫生界的骄傲,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卫生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必将进一步推动中非在卫生领域的合作。”
东非国家科摩罗副总统穆哈吉在大会上宣布了中国支持科摩罗快速控制疟疾取得的成果,并诚挚感谢“中国兄弟”的帮助。
穆哈吉所说的“中国兄弟”,就是以宋健平教授为项目负责人的一个广东团队,其背后,是羊城晚报曾报道过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中国青蒿素类药临床研究主持人李国桥主持研发的特效药——第四代青蒿素复方药物。
帮助科摩罗快速控制疟疾流行
穆哈吉为什么感激“中国兄弟”?因为“中国兄弟”来到之前,在这个人口约90万的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里,疟疾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阴云,据科摩罗官方统计,2006年时,该国每1000人中有142人感染疟疾,每年有记录的死亡病例是34人。
2006年,李国桥教授领衔的创新性“快速灭源灭疟法”取得了世界罕见的控病速度。2007年,“青蒿素复方快速灭疟项目”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正式启动。来自广州的企业新南方青蒿科技派出工作小组,与该项目抗疟医疗团队共同前往疟疾流行区开展青蒿素快速灭疟,先后在科摩罗三岛实施快速控制方案(简称中科项目),先后于2007、2012和2013年在科摩罗所属的莫埃利岛(3.7万人口)、昂岛(32万人口)和大科岛(40万人口)地区实施,超过220万人次参加全民服药,3万多外来流动人口参加预防服药。
经过8年的努力,到2014年,这个备受疟疾折磨的岛国终于实现了疟疾零死亡,发病人数减少了98%,疟疾感染率从142/1000人口(2006年),下降为2.8/1000人口,基本摆脱了疟疾噩梦。药物专家表示,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群体药物干预,帮助一个国家快速控制疟疾流行。
广东抗疟药物成对非工作“名片”
从世卫组织WHO公布的2014年疟疾报告中可以看到,WHO对青蒿素类药物给予极高评价,据统计,在青蒿素复方药物的帮助下,2000年-2014年全球疟疾发病率降低了47%,WHO认为,“这是世界疟疾防治史上最好的一段”。
近年来,广东和广东抗疟药物不断得到肯定。多年来,柬埔寨和印尼军队均采购广东青蒿素复方药物作为部队用药,取得明显成效。科摩罗前总统桑比、现任总统伊吉利卢等国家元首,索马里、马拉维、柬埔寨等十余国卫生部长都曾来到广东参观考察,索马里、南非、海地等国均表示希望采用广东清除疟疾技术和药物来帮助解决疟疾的威胁。广东抗疟药物已经成为外交部、商务部和卫计委对非工作和宣传的一张“中国名片”。
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2:一群广州80后变身“来自中国的白求恩”
数十名年轻人扎根东非岛国科摩罗,全力推动抗疟项目整整8年
非洲离广州有多远?要从广州先到香港,从香港飞埃塞俄比亚,再从埃塞俄比亚飞坦桑尼亚,才能转到科摩罗,全程要一个星期。
疟疾离广州有多远?很多年轻的医生甚至都没有亲眼见过一个疟疾患者。然而,有一群广州的年轻医者,却不远万里地跑去非洲,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科摩罗一待就是8年。
这8年,在宋健平教授的带领下,80后的邓长生和一群比他更年轻的医者、医学生一起,见证了科摩罗这个东非岛国从疟疾阴霾中挣脱出来的过程。在科摩罗人民眼中,无偿无私奉献的他们成了“来自中国的白求恩”。
1981年出生的邓长生是个江西小伙,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2007年,正师从宋健平教授读研的他接到导师分派的任务——前往科摩罗防治疟疾,那时他才25岁。“说实话,当初进入青蒿素抗疟领域,只是为了能顺利毕业。”他说。
转眼到了2015年,科摩罗可以说已获重生,已经33岁的邓长生则说:“现在的我好像更适应非洲的生活。”
彻底崩溃:每个队员都被传染过恶疾
虽然科摩罗被称为西印度洋上的“月亮之国”,但令邓长生感到留恋的非洲生活却绝对不浪漫。
当年,邓长生被要求加入“中科项目”第一批工作团队,他二话没说答应了。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有过在柬埔寨的简朴生活过渡,去非洲应该也能适应”。
然而,初到科摩罗,邓长生的心理底线立马崩溃。科摩罗每天常规的供电时间仅8小时,“烛光晚餐”成为常态;为防被蚊虫叮咬,邓长生和队友们晚上8点后就得爬进蚊帐;当地网络不发达,团队只能每人每天轮流上1小时网;而久旱不雨时,他们甚至只能用水坑中的脏水洗漱。
最不习惯的还是饮食。邓长生说,他最长有两个月没吃过青菜,平时的肉食最多便是冷冻鸡肉,如果有队友下乡调研带回一只土鸡,那便是难得的佳肴。
队员们说,在这里才能充分体现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菜,我们就从国内带种子过去种。因为科摩罗是火山岛,没有土。要种东西前,需要先买土。买了土、播了种,发现老是不发芽,后来才注意到,小芽一发出来,就被当地的蜗牛吃掉了。于是又想到用塑料袋包住新芽。”
这是一群医者,但是当地不洁净的饮用水,却让每个队员都有过身患传染病的经历。“莫埃利岛项目,我们先后去了最少6批队员,不少于50人次,最多的时候营地有14个人常驻,但是霍乱、登革热、痢疾等流行病依旧挥之不去。去年年底临回国前,还有一名医生因为登革热发烧了两个星期,只能连续几天打点滴才上了飞机。国内很容易就能治好的疾病,在当地因为缺医少药,都变得很危险。”
无奈现实:“你们就是来‘砸饭碗’的”
科摩罗的疟疾有多严重?官方统计数据只能显示其冰山一角。
邓长生回忆说,在科摩罗,父母一般都要待孩子5岁以后才给他们取名,“因为很多孩子活不过5岁”。但即便疟疾肆虐,邓长生和队友们的抗疟工作仍遭遇了诸多不理解。阻力之一竟是来自当地基层的医疗机构。
多数科摩罗家庭都有人因疟疾住院,邓长生去调研的诊所往往爆满,大部分都是疟疾病人。每治疗一次疟疾的费用大约要100元人民币,但当地人每个月的平均收入仅500元上下。因为疟疾,医生成了当地收入很高的职业。这样一来,邓长生和队友便成了医疗机构眼中“来砸饭碗的”,各种不配合也在意料之中。“有个留过洋的卫生局局长,对我们有一些偏见。之前说好要配给我们的派药车不给,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卡着不给。”
无奈之下,邓长生将目光转向了当地政府。他多次造访科摩罗卫生主管部门,向他们宣讲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以寻求政策支持,最终扭转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反对态度。成功“曲线抗疟”,邓长生说这是日久见人心。“我们每天到处调研,宣传疟疾知识,这些他们都看在眼里,觉得我们是做实事的。”
百折不挠:总统没去过的村他们都去了
阻力之二来自当地居民。援助团队在当地推行全民服药方案,给当地居民派发3轮抗疟药Artequick,每轮间隔1个月,让疟原虫无法经过人类宿主传播达足够长的时间来根除疟疾。但这一方案遭到了部分居民的拒绝。
“科摩罗人对中医药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我们只能一点点做说服工作。”原本计划用1个月时间来做宣传发动,但实际上他们花了4-5个月的时间才真正让当地人相信青蒿素的治疟疗效。由于“全民服药”的治疗方案和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国家推广的治疟方案非常不同,邓长生他们又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科摩罗医务人员沟通以达成共识。“计划2006年12月启动的项目,实际上到2007年11月才真正实施。”邓长生和队友们在当地组织了一支4000人的派药员队伍,每人分区挨家挨户拜访。遇上不愿配合的,除了三顾茅庐外别无他法。“一家人登门拜访三四次很平常,很多村子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邓长生所在的莫埃利岛有27个村子,他和队友们都跑遍了。他笑说,“科摩罗总统没去过的村子,我们都去过了。”
浩大工程:说服3万人集体吃中国药
团队在科摩罗打响的第一个战役,是在3万多人口的莫埃利岛。3万多人同时服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在邓长生的设想中,最难的是组织,“我们雇佣了300多名当地人,一部分是发药员,每人负责200个人的发药,看着他们吃下去,并且做好记录。还有一部分监督员,监督发药、服药情况。”
这个浩大的工程,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心布置,“最简单的环节,比如发钱。当地的银行很少,发药员、监督员、司机、中午负责发放盒饭的服务人员,都是临时雇员,需要现金结算。我们的会计只能随身背着几百万当地货币,到处跑。”
从莫埃利岛到昂岛、大科岛,8年里,在这支青蒿素抗疟团队的不断努力和坚持下,科摩罗全境通过全民服药,最终实现了疟疾年病发率减少98%,2014年疟疾零死亡的巨大进步。
劫后重生:科摩罗少了医院多了酒店
超过220万人次参加全民服药,实现疟疾零死亡,发病人数下降98%……这些数字的变化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邓长生说,最直观的感受是:以前人满为患的基层医院,如今人很少。有相熟的医生跟他开玩笑说,你看,你把我们的生意都弄没了。团队中请假的人也少了。“以前我们的科摩罗派药员中,隔三差五就有请假的。一问都是发烧、头晕,这是疟疾症状,但现在很少有人请假了。”
相反,科摩罗的酒店数量多了。2007年,邓长生刚到科摩罗时,全国最大的酒店仅有30来间房,但这两年的酒店数量越来越多。与游客人数同时增加的,还有前往科摩罗的航班。2007年,邓长生从广州出发去科摩罗要耗时5-7天,现在只需在肯尼亚转一趟机,24小时内就可到达。
当地居民的态度也变了。“2007年刚到的时候,他们都有些戒备心,看我们的眼神不是特别友好。”情况在2008年便有所转变,汶川地震发生后,一名科摩罗当地派药员把当月的所有收入都捐献给了中国使馆。
邓长生也变了。8年前,他是在读研究生,抱着做完课题才能毕业的心态来到科摩罗,最忙的时候,他每年只能在春节期间回家一趟。8年后,随着科摩罗患疟人数的骤减,他如今只需每个季度去科摩罗半个月,大部分时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里做科研。
邓长生说,以前是去非洲很不适应,现在回广州反而不适应了。“广州的空气真没有科摩罗好嘛。”他笑说。
邓长生的队友们也变了。在科摩罗,他的35个队友大多是80后,目前已经在科摩罗累计工作了近7000个工作日。对于另一个即将开始抗疟援助项目的非洲国家马拉维,邓长生笑称,他已经“忽悠”了一批90后队员,踏上新一轮的非洲之旅。
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3:羊城晚报出版社解密"523任务"
发现、提取青蒿素这一重大成果为何“埋藏”40 年?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四十年前的成果到现在才获奖?”如果想要知道为什么会成为“迟到的荣誉”,那一定而且是只有读一本叫做《迟到的报告》的书。这本书的作者如今有的已经不在人世,这本书也如同青蒿素的故事一样,静静地被埋在资料堆里,默默地只在专业领域内流传。直到2015年,许多记者在采访屠呦呦、李国桥时,手上都会拿着这本书。
青蒿素的诞生不像很多其他科学发现发明,是实验室里的成果,或者是偶然拾珍,它的诞生纠缠着战争、死亡,跨越了文革,曲折而神秘。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化疗小组成员沈家祥教授曾说过一句话:“没有523,就没有青蒿素。”
究竟何为“523”?如今,战场上的硝烟早已散尽,《迟到的报告》在四十年后,完整地解密了这一切。这本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的珍贵史料,已经成为记录青蒿素诞生始末的唯一一部史料书籍。
抢救性编写 不愿留遗憾
屠呦呦获诺奖的那一天,罗贻乐像自己也获奖了一样高兴,因为他马上想起了自己亲手编辑的《迟到的报告》。
“我是学中医药出身的,拿到这部书稿,我觉得捡到了宝。”时任羊城晚报出版社社长的罗贻乐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他非常明白这本书在世界医药史上意味着什么,“这段历史非常特殊,因为战争,因为‘文革’,所有的史料当时都是保密的,很难被外界了解,虽然2006年青蒿素研究还没有获国际大奖,但我们中医中药界的人知道价值非同寻常。”
组织完成这一珍贵史料的抢救工作的,是广州的民营企业新南方青蒿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一面不计回报地投入青蒿素类药物的研发生产和国际救援,同时着手开展了一系列青蒿素文化整理工作,其中就包括了策划编写《迟到的报告》。
时任原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德裕担任了《迟到的报告》策划工作。“本书的主编张剑方是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了解整个过程,能获得大量原始资料,”黄德裕说,“我们策划这本书可以说是抢救性的,当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很多史料再不整理就会丢失遗忘,那将来会是莫大的遗憾。”
当年的对手 如今的朋友
《迟到的报告》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更受到国际上的关注,黄德裕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这里面还有一段佳话。
《迟到的报告》英文版的翻译Keith Arnold教授是原瑞士罗氏远东研究基金会医学主任,他还曾就职于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医学研究院从事抗疟药物研究。戏剧性的是,当“523任务”帮助越南研究青蒿素时,Arnold教授也正在为美军研究抗疟药物。可以说,当年是战场上的对手。1975年,Arnold教授为了进行对比实验,辗转进入中国,当时中大教授江静波和广中医教授李国桥正是他的联系对象。就是这次科研合作,Arnold教授发现了神奇的中国植物药——青蒿素。在他的帮助下,关于青蒿素抗疟的研究论文于1982年在《柳叶刀》上发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医学杂志上最早公开发布的学术研究文章。当时论文稿费的英镑支票寄给了江静波教授,不过他无法在国内兑现。
Arnold教授因此与中国和青蒿素结缘,战争结束后多年,他一直关注和帮助着广州青蒿素研究工作,“为原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提供了不少资金援助。”黄德裕说。这个曾经的对手,因为广州的青蒿素研究工作,变成如今的朋友。
战场之外的战场——解密“523任务”
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越南人民开展抗美救国战争。双方都因疟疾造成很大减损。
据当年有关资料记载,美军因疟疾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5倍。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年发病率高达50%。在不到两个月里,有的部队疟疾的感染率达到100%。据报道,1967-1970年4年间,侵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但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美军卫生署负责人称,“疟疾是令驻越美军最感头痛的头号军事医学问题”。
同样,越南北方进入南方的部队,也遭受了疟疾的严重影响。据当时的消息,在美军狂轰滥炸与严密封锁下,有的北方部队进入南方战场,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一个团的兵力到达南方战场后,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其余指战员都因感染疟疾被送往后方治疗。当年原有的一些抗疟药,如氯喹、乙胺嘧啶、阿的平等效果很差。此时,是否拥有无抗药性、高效、速效的疟疾防治药物,成为决定双方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越南方面,为了抗击美国的侵略,解决军队受疟疾困扰的问题,迫切希望中国能帮助他们尽快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国家领导人答应了这一要求。于是,一项援越抗美、研制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药物的紧急任务悄然展开,组织全国性的医药科技力量,开展大协作,在另一条战线上与美军展开了比高低、比速度的较量。
“523”全国大协作
1967年,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鉴于提供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药物大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只有靠部队的科研力量,军民大协作,才能更好地尽快完成这一紧急援外战备任务。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会同国家卫生部、化工部、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医药工业总公司,组织所属的科研、医疗、教学、制药等单位,在统一计划下分工合作,共同承担此项研究任务。
针对热带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的要求,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协作会议,讨论制定了三年研究规划。会议情况向分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副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由于这是一项援外战备的紧急军工项目,遂以5月23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
“523任务”在北京、上海、广州(含海南)、南京、昆明和四川、广西等地成立了地区523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
由于这是一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的紧急援外战备的特殊任务,虽然当时正值“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单位都处于停顿瘫痪状态,但523会议精神和各项研究任务,仍很快传达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部门、各单位当即抽调技术骨干组成了各种专业研究队伍。
中大也参与“523任务”
1969年,北京药物所与广东地区的中山医学院、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协作,开展植物鹰爪抗疟效果的研究。植物鹰爪一直是当时中草药专业组的研究重点之一,其有效成分经测定定名为鹰爪甲素,其抗疟效果强。中山大学化学系在1974-1977年对鹰爪甲素开展了合成类似物或简化物的研究。鹰爪化学结构中过氧基因的存在,对后来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有很大的启发。但该药资源极少,植物中有效成分含量很低,难以大量提取推广使用。
大量科研人员为了完成523研究任务,甘愿自我牺牲。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关碧珍等,为了搜索疟疾发病规律,观察针灸有效穴位或试验新药疗效,自身感染疟源虫,忍受连续高热病痛进行试验观察。中山大学江静波老教授,女儿在农村插队溺水身亡。他让老伴处理后事,自己仍坚持出差工作。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在测定青蒿素绝对构型的试验中起了关键作用,由于加班疲劳过度,一名研究人员昏倒在实验室,不治去世。
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4:青蒿素再显威 或降服关节炎
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目前全世界关节炎患者有3.55亿人。在亚洲地区,每6人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患上关节炎,这种难缠的疾病有个可怕的绰号——“不死的癌症”,是世界头号致残性疾病。令人兴奋的是,在非洲拯救了百万生命的广东抗疟团队如今又有新发现——神奇的中国草药青蒿素对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可以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他们研发出的青蒿素复方配方已经申请了国家专利。
新战果:治疗关节炎毒副作用小
据介绍,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以关节滑膜炎症为特征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属中医学“痹症”的范畴。由于其发病原因和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因此临床上缺乏针对有效的治疗措施。而青蒿素不仅具有确切的抗疟作用,还具有较强的免疫抑制协同作用,这个特性正好可用于“热痹症”的治疗。由于青蒿素低毒特性,使得它比现有的抗风湿药物毒副作用小得多。
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主任、珠江学者、广州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宋健平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他们利用青蒿素的这一特性,开发出新的青蒿素复方,动物实验证实有效,配方已申请国家专利,在国内同行中处于领先水平。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青蒿素类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面市。
新战场:要战胜肿瘤还有很长路
此前有媒体报道,有机构认为青蒿素还可以抗肿瘤。宋健平认为:“这一理论还是利用了青蒿素的免疫抑制协同作用,但我认为青蒿素抗肿瘤效果不会太好。”
近年来,主要在中国和美国,大量的体外或动物模型试验显示,青蒿素对多种癌细胞均有抑制作用。在一项研究中,共试验了55个细胞系列,发现青蒿琥酯能抗白血病、结肠、黑色素瘤、乳腺、卵巢、前列腺、中枢神经系统和肾等器官、组织的恶性细胞;半合成衍生物双氢青蒿素对胰腺癌、白血病、骨肉瘤化肺癌有明显抑制作用。实验表明,青蒿素类化合物能有效抑制小鼠和大鼠异种移植瘤的生长。
宋健平的团队也发现,在对体外细胞的培养实验中,青蒿素可以对一些特异性肿瘤细胞产生作用,如黑色素瘤,“但所有的化疗药物都必须有极大的细胞毒性,青蒿素的一大特性就是低毒,所以以青蒿素为主要成分抗癌效果不会太好。”宋健平认为,青蒿素可以作为抗肿瘤化疗的辅助药物,而即便如此,现在的研究成果离成药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战役:马拉维总统“要朝东方看”
宋健平的另一个身份是新南方青蒿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顾问,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广东抗疟青蒿素复方特效药“粤特快”拯救了非洲岛国科摩罗。
昨天,最后的工作人员已经从科摩罗撤回广州,他们在科8年的奋战进入尾声,但对于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小团队来说,他们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我们接下来已经和马拉维确定了合作,工作重点都会移到那边。”宋健平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科摩罗是只有90万人口的封闭岛国,而马拉维有1600万人口,1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且位于非洲南部的内陆地区,人口流动比封闭岛国大得多,抗疟的工作难度直线上升。更严峻的是,马拉维的疟疾疫情比科摩罗更严重——年感染病例占总人口的40%,年死亡病例超过3万人。
宋健平预计,“粤特快”的成本目前在国际上基本是最低的,一个疗程仅2天,吃药4片即可,加上各种治疗成本,每个病人治愈最少只需100元人民币,但即便如此,1600万人口的马拉维也需要16亿元的资金才能完成清除疟疾疫情的任务,“乐观估计也要10年时间”。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上,很多非洲国家听了科摩罗和宋健平的抗疟报告后,纷纷对中国的治疗新方案表示了兴趣。
据了解,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决定接受中国抗疟援助时曾表示:“过去50年,我们是朝西方看,但效果并不好,疟疾疫情依旧严峻,今后马拉维要朝东方看了。”
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5:八成市场份额被西方占据
“2014年,青蒿素抗疟疾在非洲取得良好的效果,却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导致卖蚊帐的也骂我们,卖药的也骂我们!”13日,在广东省青蒿素工作座谈会上,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的一句话不仅道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在走向世界过程的困境,更是部分反映出了整个中医药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
利益相关方百般阻挠
多年以来,西方主导的抗疟模式一直是消灭疟疾传播途径——蚊媒。全非洲54个国家中,超过40个国家都处于疟疾高度流行中,多年和疟疾共存,导致非洲人出现一定的“免疫表现”——带虫、有传染性却不发病,因此反复灭蚊仍不能解决重复交叉传染的问题。
李国桥团队开创性地提出,由传统的消灭传播途径,改为消灭人体中的传播祸根——疟原虫配子体,并依次开发出“全民服药”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案在科摩罗首次实施就取得了巨大成效,短短4个月时间便将发病率降低了95%。而用传统方式抗疟的越南用了30年、柬埔寨用了14年也没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这种有效的方式却屡屡遭到来自西方的反对,外媒报道时承认,科摩罗“整个国家得到了治愈”,却要强调“但却不是按照传统的全球卫生规则实施的”。
此外,相关利益方的阻挠更是花样百出,在科摩罗长驻8年的邓长生博士告诉记者,在非洲,大量的医生靠疟疾保持着高收入,多年的灭蚊方案也形成了一条稳定的产业链,而“粤特快”的到来,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消灭了顽固的疟疾疫情,使得不少人“丢了饭碗”。
民众不信任中国药
西方对“粤特快”及广东治疗方案的质疑还来自对中国药物和中国方式的不信任。
“我们为什么要吃你们的药?”这是广东抗疟团队在非洲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宋健平教授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在非洲很多地方,普通百姓对印度的了解超过对中国的了解,“因为印度的药物更早进入非洲,中国药物特别是中药产品对于非洲人来说,太陌生了”。
宋健平认为,国家形象的推广也有助于产品的推广,“为什么我们一想到德国、日本的产品就觉得质量可靠?这跟国家形象非常有关系。”宋健平举了个反例,“你知道非洲国家马拉维的气候是什么样的吗?第一反应是不是炎热?错了,马拉维的气候非常类似于我国的昆明,这就是不了解。”
另一方面,全民服药的方式也让外国人十分不习惯。“群防群治”这样的字眼在国内看来非常常见,也是中国疾控的有效经验,但在国外则首先要消除误解。于是在实际推广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非洲当地医疗中心的主管医师通过喇叭对集会民众宣传“这个药品是安全有效的,没有人把你们当小白鼠使用!”
GMP认证设置高门槛
按照国际惯例,新药在国外注册必须要有一个公认的法定机构派员对生产厂的生产条件和生产管理进行实地考察并作出评语,即GMP认证。“粤特快”已经有了“东方神药”的口碑,却始终无法通过GMP认证。
邓长生说:“要通过GMP认证要过三道关,第一道关就非常不公平——只有发达国家的原创药和发展中国家的仿制药才能申请——‘粤特快’是原创药,所以连入场券都拿不到。”第二道关还要被收进EOI目录,有中国药企千辛万苦进了这个目录,但仍然通不过GMP认证。“因为GMP认证的游戏规则完全是西方国家制定的。”
如此高的壁垒,硬生生将已经实际应用多年的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复方药物挡在门外,目前,全球青蒿素类抗疟药物80%的市场份额仍由西方药企占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采购清单中也很难见到中国原创药品的名字。
青蒿素药品遇到的问题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中医药产品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困境的一个缩影。
“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规范是主要原因。”省中医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就中药配方颗粒而言,我国目前关于中药配方颗粒的国家标准尚未确立,这导致了国外对中药配方颗粒的管理按照食品、保健品的标准。目前,国内的中药管理仍是按照西药标准设置准入,要求中药新药明细化学结构和组分,这不符合中药复方制剂的特点。
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6:疟疾输入风险仍高
国内疟疾感染死亡病例已不鲜见,应普及抗疟常识
疟疾作为世界三大疾病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全球仍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疟疾,大约40%人口受疟疾威胁,每年有2-3亿人感染疟疾,近一百万人因疟疾死亡。虽然中国是罕见疟疾的国家,但其实疟疾的高传染性仍然威胁着国人的健康,特别是近年来中非往来频繁,输入性病例有增加趋势,而国内医生已经不熟悉疟疾,很多医院没有经验也没有备药,国人对防疟抗疟缺乏常识,导致危险指数直线上升。
据卫生部成立的全国消除疟疾专家指导组的数据,国内每年还有超过2000例疟疾确诊病例,2014年有40多名中国人在国内因为疟疾死亡。
疟疾的唯一传播途径是蚊子叮咬,这导致疟疾的传染防不胜防。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教授则表示,据他了解,中国驻科摩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严格进行了灭蚊防蚊的防护工作后,每个人每年还会感染两次疟疾。
2011年,内地某市市级领导在出访非洲后,回国不久便发病高烧昏迷,昏迷三天后,当地医院的检验科主任才想起来有可能是疟疾,验血后发现,1微升血液中的疟原虫已经达到了百万级别,大量的疟原虫不仅堵塞了脑血管,还严重地破坏了脑干组织。然而当地并没有抗疟药物,只好紧急从北京调来药物使用,但由于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脑组织被严重损坏,该领导昏迷了50多天后还是不幸离世。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由于中非各类往来交流增多,大量工程建设在非洲展开,越来越多的国内工人前往非洲打工,不少工人缺乏医疗常识,麻痹大意,容易在非洲感染疾病。
据广东检疫部门近日通报,目前广东口岸发现的疟疾以输入性为主,大部分病例来自非洲或者在非洲有工作旅行史。今年1-8月,广州机场检疫局从非洲回国劳务人员中检出11例疟疾,阳性率达25%。
疟疾研究专家提醒,疟疾可防可治,只需服药两天4片,不到50元即可治愈,但如果麻痹大意,这种疾病的传染性和死亡率都非常高,“埃博拉虽然吓人,但业内人士都知道,疟疾比埃博拉可怕多了”。李国桥教授也警告,中国也曾经是疟疾泛滥的国家,南方地区尤为需要警惕,比如香港仍有疟疾流行的风险,在湿热蚊虫繁殖的季节,一旦有输入性带虫者,就有可能造成不同范围的流行,“近年国内有过整个小区疟疾流行,最后全体服药的案例。”李国桥说。据透露,内地某省也曾出现过数千人同时服药才将疫情控制下去的案例。
专家提醒,任何时候,赴非旅游都需要自备急救药品、开水壶、毛巾、拖鞋、防蚊水等卫生用品,在当地一定要吃来源可靠的食物,喝烧开的水,穿浅色长袖长裤,睡觉时使用蚊帐,尽量避免蚊虫叮咬。如在当地超过一个月,无论是否有生病症状,都可以每天吃两粒青蒿素复方抗疟药物,可以防止疟疾。如回国一周后发现有发烧等不适症状,应马上就医,并提醒医生自己有赴非经历。
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7:广东丰顺青蒿“含金量”领先全国 提纯度高人一截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对国际形象是一个重要提升,我们梅州丰顺也获得了媒体的高度关注。”15日,广东省丰顺县县长曾永祥告诉记者。
丰顺,“风调雨顺”。地处广东省东部,梅州市南端,是梅州市和赣南、闽西地区通往潮汕沿海的必经之地,由于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的进驻,成为目前国内青蒿种植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
从广州驱车4个多小时,就来到了位于梅州市丰顺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的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在公司附近的山坡上,当地农民种植了一千多亩的青蒿,远远望去,郁郁葱葱。
基地探营:已形成完整的青蒿产业链
2004年,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开始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在丰顺种植青蒿。2007年、2008年,动员丰顺农户大面积种植5万至6万亩青蒿,当时在国内种植规模最大。目前,丰顺的青蒿种植面积每年保持在1000余亩左右。
14日,记者来到掩映在绿树之间的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志坚是药学专业出身。他介绍说,公司成立于2004年,由广东新南方集团与广州中医药大学共同创建,前者直接投资3.1亿元,动态投资15亿元,建成了以青蒿资源研究、南药种植、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为主导,集药品生产、经营及研发于一体的完整的青蒿产业链。
张志坚介绍,公司占地面积300亩,有中药饮片生产、青蒿素提取、中药提取、哌喹生产及固体制剂生产等多个车间,“青蒿素提取车间平均每年处理青蒿草3000吨”。
选址内情:丰顺青蒿提纯度高人一截
为何把青蒿种植基地选在丰顺?张志坚表示,这是由广东新南方集团的产业布局、丰顺的土质气候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三方面决定的。“青蒿主要分布在山坡喜阳地带,丰顺农田少、半坡地多,属于全国青蒿高产量、高含量区,适宜广泛种植。同时,丰顺县2004年就出台了补贴政策,鼓励种植青蒿。”张志坚说。
其实,广西、云南、湖南等地也大面积种植了青蒿,丰顺的青蒿有何特色?
15日,记者来到丰顺县政府,县长曾永祥告诉记者,丰顺提取的青蒿素纯度高,目前育种母株青蒿素含量已达到1.5%-2%之间。同时,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在丰顺设立了科研、管理、生产基地等机构,产业配套衔接好;新南方南药资源研究所则提供技术支持。此外,有成熟的实践经验,公司与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展全方位的产学研合作,共同在科摩罗、柬埔寨及缅甸等国家开展了“粤特快”清除疟疾示范项目,使超过100万疟区人民摆脱了疟疾危害。
“2004年县里曾出台文件,规定凡连片种植青蒿30亩以上的,每亩给予备耕补贴150元;保价收购青蒿叶干品等。”曾永祥说,如今县里对农户种植青蒿给予3元/公斤的补贴。
科技法宝:11年育种提升青蒿素含量
在距离公司西南方向18公里左右的埔寨农场,有一个南药资源研究所,建于2004年。它虽看起来不起眼,却功不可没——由国内知名中医药学专家负责技术指导,从2004年起,对青蒿和具有岭南特色的中药材进行培育和科学种植研究。
推开埔寨农场的栅栏门,研究所负责人引着记者来到一片青蒿留种地。这片留种地绿油油的,长势喜人,有的青蒿已近两米高。“青蒿素含量在9月左右达到峰值,所以农户们基本都收割完毕了,我们研究所专门留了这一亩半的地进行留种。”该负责人说,他小心翼翼地托起一枝青蒿草,黄黄的即将开花。
“公司成立之初就开始在研究所进行青蒿育种,原青蒿素含量在0.5%-0.6%之间的种子,经多年的培育种植,目前育种母株青蒿素含量已达到了1.5%-2%之间。”该负责人说,现在大面积种植的产品青蒿素含量为1.35%。
诺奖效应:以青蒿带动健康产业发展
丰顺汤南镇的农户老罗告诉记者,他种植青蒿已经11个年头,今年与同乡一起承包了一千多亩的青蒿,“模式成熟,企业保价收购,日常需要费心的主要是防虫害”。
曾永祥说:“今年截至目前,我们收购了60吨青蒿叶,给农民增收150万元。此外,由于青蒿种植季节主要是在4至9月份,本地种植的群众还可以错期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经济效益可观。”
张志坚透露,2014年度公司青蒿药业创年度产值约6000多万元,在丰顺缴纳各项利税合计约500多万元。
“这次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使青蒿素在国际上更加有影响力,对青蒿的种植、加工、研发和扩大市场,以及更多发挥青蒿素中医药的作用,将会有更好的带动作用。”曾永祥说。
曾永祥表示,接下来丰顺将继续加大对种植基地基础设施的投入及对种植户的补贴,加大对新南方集团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和人才建设的鼓励支持。同时,将借助青蒿素与诺贝尔奖的东风,促进丰顺健康养生产业的发展。“丰顺不仅有青蒿,还有健康养生。我们将以青蒿为‘点’,推动中医药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擦亮中国温泉之城、中国长寿之乡的品牌。”曾永祥说。
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8:持续12年投入14亿 钢铁般的坚持成就青蒿素的扬名
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朱拉伊接受羊城晚报专访,谈不求回报支持青蒿产业发展的峥嵘岁月
他曾是一名乡村赤脚医生,他曾是疟疾专家李国桥的学生,他是中国青蒿素走向世界最大的资金支持者,他是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朱拉伊。
2003年,朱拉伊为李国桥教授的青蒿素研究项目投入了第一笔资金6000万元,当时他并不知道,这种激情会一直持续12年;他更没想到,投入的数字会大到让家族和员工都感到不可理解的14亿元,而产业链条一直伸向遥远的非洲。更要命的是,至今,基本没有利润回报。但朱拉伊一直知道,青蒿这貌不惊人的茅草总有一天会名扬世界。
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朱拉伊知道自己等到了。
“我知道,青蒿素一定会扬名世界”
旁白:见过朱拉伊的人都会对他的气质留下深刻印象,淡定从容谦和的举止不知是源于他客家人的身份还是多年在中医药行业的浸染。因此,即便是做了如此不易的事,朱拉伊也只是轻轻一挥手,一语带过。
羊城晚报:当初您给李国桥教授投第一笔钱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在疟疾已经基本被消灭的中国,选择投青蒿素的项目?
朱拉伊:当时李国桥教授和其他人合作中断(需要资金)。科学家的态度是不断去追求更好的,他的目的是让青蒿素的发明得到更好的支持,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就找到了我,因为我和他是师生关系,我对他的人品非常欣赏,也非常佩服他。虽然我知道在国内没有市场,但不代表它没有作用。青蒿素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发明,应该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我就支持他。那时虽然别人不了解,但我知道,青蒿素一定会扬名世界的,所以我们药厂的名字就专门取了“青蒿药业”。
羊城晚报:当时想没想过未来会遇到很多困难?
朱拉伊:我预见到会有困难,但没想到有这么多困难。刚开始以为投三五个亿应该能解决问题(笑)。
羊城晚报: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对你们的事业是一个契机?
朱拉伊:是的。首先科摩罗(非洲一个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编者注)的成功让非洲国家对我们的项目增强了信心。屠呦呦获奖让世卫组织、让全世界认识到我们的综合国力,认识到中国是有能力取得这样高端的医药科研成果的。现在非洲很多国家都要求跟我们进一步合作,我相信在世界范围内消灭疟疾只是时间的问题。
“成功至关重要,赚钱是以后的事”
旁白:他的少语,并非不善言辞。每当谈起中医中药他的语速会越发加快,但谈起自己的善举,他总是匆匆几句,不愿多说。正因为他如此低调的个性,直到今天,仍没有多少人知道是在朱拉伊和新南方集团的推动下,非洲小国的命运才得以被改变。
羊城晚报:本来医疗卫生和科研都属于公共事业,应该由政府来做,您一个民营企业家做了,有没有考虑外界是怎么评价?
朱拉伊:其实之前外界很少人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做太多的宣传。但国家卫计委、中医药管理局他们都比较了解,现在已经列入国家非洲发展推广项目之一,对我们评价很高。
羊城晚报:当初从房地产转型做中医药,你们家族内部如何评价?
朱拉伊:他们都是支持的,也都有参与。
羊城晚报:青蒿素项目十几年都处在低回报状态,您怎么跟员工交代?
朱拉伊:因为我们是集团模式,会用其他产业板块赚的钱来支持中医药产业。青蒿素项目员工工资都不高,但我经常跟他们说,人生要接受这种考验和磨炼,才会具备成功的素质。成功不是偶然的,就像青蒿素的发明,新南方的发展也是这样。现在的社会非常浮躁,但我们坚持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信念,这是不会错的。
羊城晚报:您是把青蒿素当项目来做,还是当慈善来做?
朱拉伊:我当作一个事业来做,要把它做成功,赚钱是以后的事,做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赚钱不多,但心里都很充实”
旁白:朱拉伊的一意孤行不是没来由的。
1974年,高中毕业的朱拉伊回到家乡广东梅州丰顺县,成了一名赤脚医生,忙时与乡亲劳作田间,有病人需要帮助,便背起药箱,奔赴现场救治病人。虽然工作生活可谓艰辛,但朱拉伊一直没有放弃对知识的学习。1979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朱拉伊如愿考入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正式走上中医之路。
1983年,朱拉伊毕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成了一名正式的医疗工作者。此时,我国的中医行业也面临着生存危机,由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冲击,当时整个中国都奉行“重西轻中”。看到自己挚爱的中医药行业境遇如此,在家乡做了6年多医生后,朱拉伊发现:要想让国人都理解中医药这门国粹,仅凭一个医生的医术是远远不够的,它一定要有系统的产业发展规划,而要实现这个规划,就一定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1989年,32岁的朱拉伊怀揣着对中医药行业大有可为的信念和专业的中医药理论,只身回到广州,开始了他为实现最初的人生梦想而进行的艰苦创业。
羊城晚报: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中医中药事业?
朱拉伊:西医发展才400年,传到中国才200年,但几千年来,中国人就靠中医来预防与治疗疾病的。中医在重大疾病以及传染病的预防能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中医是对症下药,不像西医,不管什么细菌病毒都是一种药。
羊城晚报:所以从医一直是你的梦想?
朱拉伊:虽然做这个我们赚钱不多,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的,我们的企业发展也很不错,我们心里都很充实。
“国外药企把精力用在药物研发”
旁白:公共卫生、科研创新、国际援助……这些字眼儿从来都是和政府联系在一起,然而在青蒿素的事业中,专业的激情逐渐变成沉重的使命压在朱拉伊这个民企老总的肩上。青蒿素的发现可能不是偶然的,但青蒿素产品的成功却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执着的朱拉伊,还会有另一个张拉伊、李拉伊完成这一切吗?
羊城晚报:继在科摩罗取得成功之后,接下来会在非洲马拉维推广快速控制疟疾的项目,预计需要投入16亿元,您还会继续投入吗?
朱拉伊:通过科摩罗的成功,今年五月世卫组织已经认可了我们快速控制疟疾的方法,同意在所有非洲岛国推广,也推荐我们的青蒿素药物。但目前在非洲大陆还没有一个成功案例。所以我们想在内陆马拉维再证明一次。我们公司会跟中医药管理局和广州中医药大学一起完成马拉维的项目,资金方面我们会支持一部分。
羊城晚报:你们在研发推广青蒿素项目时开创了一种“以医带药”的新模式,这在药企中还很少见。
朱拉伊:据我所知是没有的,因为这需要药企同时具备医疗方面的资格和能力。我们比较独特的是,我们有医疗机构,还跟大学有合作,培养了一批专家,带出了一批团队,这种模式是未来很多药企可以借鉴的。
羊城晚报:对于新药的研发,国家的定价是允许有合理的利润。但是前面的研发有一定风险,不成功就什么都没有了。
朱拉伊:在我看来,合理利润是正常的,但是挖空心思想赚钱就不行。国内药企跟国外药企不一样,国外的药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药物研发方面,我们国内的药企更多只是关注卖药,多处在中低端的运作,所以竞争力不够。
“办企业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旁白:新南方集团的普通员工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其实在屠呦呦获奖之前,他们对朱总十几年的投入是“不太明白”的。对于很多企业而言,他们即便心里明白,也未必愿意这么做。对朱拉伊自己而言,医药救人的梦他还会继续做下去,因为实实在在治病救人的事,让他感到“很幸福”。
羊城晚报:现在你们除了青蒿素还有没有其他中医药的项目?
朱拉伊:我们目前在做新药研发,包括青蒿素抗肿瘤的研发,以及中药治疗糖尿病的研究,现在有些实验效果还是不错的。等拿到国家批文就可以做临床实验,那最少也需要五六年的时间,要做三期临床实验才行。开发新药对企业来说有沉重的负担,要赚急钱是赚不到的。
羊城晚报:如果你的财力能够支持,会想做更大的事业吗?
朱拉伊:我的目标是做成中国最大的中医中药集团。现在我们准备成立新南方中医研究院,主要是对重大疾病进行研究,对名老中医的经验进行总结。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治病、防病会减少很多费用,提前的介入让更多人免于这种疾病的发生,这个就是中医“上工治未病”的方法。
羊城晚报:作为公众来说,希望像您这样的企业越多越好,最好不要是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
朱拉伊:我也希望更多企业像我们这样子。我说多了也不太好,但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办企业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羊城晚报 2015-10-10 至 2015-10-19 羊城晚报记者 王倩 刘颖 黄丽娜 化麦子 张林 通讯员 郑凯军 实习生 高维
http://news.ycwb.com/node_74032.htm
http://news.ycwb.com/2015-10/10/content_20745820.htm
http://news.ycwb.com/2015-10/11/content_20747703_2.htm
http://news.ycwb.com/2015-10/12/content_20748662_2.htm
http://news.ycwb.com/2015-10/13/content_20750770.htm
http://news.ycwb.com/2015-10/14/content_20752804.htm
http://news.ycwb.com/2015-10/15/content_20758092.htm
http://news.ycwb.com/2015-10/16/content_20765978.htm
http://news.ycwb.com/2015-10/19/content_20770996_2.htm
附1:广东新南方朱拉伊总裁、新南方青蒿药业入选广东年度经济风云榜
2015年12月30日,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2015广东年度经济风云榜”正式揭晓。广东新南方集团总裁朱拉伊荣获“2015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荣获“2015广东年度创新企业”。
本次2015广东经济风云榜以“行动的力量”为主题,评选出了具有卓越行动力、能引领广东经济发展的“风云企业”、“风云人物”和“风云园区”,将广东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中的先进经济元素进行呈现,并使其成为引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动力、新标杆。
【获奖评语】
一位成功的地产商,15年心血,15亿投入,实现青蒿素的量产,从亚洲到非洲,救回无数生命,让中医温暖世界。
朱拉伊总裁自2000年起,在企业中实施了以中医药产业为主,多产业协同发展为辅助的战略转型,投入巨资与母校合作系列中医药产业项目,以“做中国最好的健康医药服务提供商,国内著名的有中医药特色的医药集团”的战略定位,遵循“以医带药、科技兴药”的发展策略,积极推进中医药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10多年来,朱拉伊总裁凭着自己弘扬中医药的信念和兴医报国的理想,坚持不懈地投入到“治未病”和青蒿素事业中去。其在幕后一直默默支持用“以医带药”的模式在非洲推广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成功打破了来自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的种种质疑和否定,并最终赢得来自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关注。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世界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而中国则将目光投向了广东。近年来,广东的抗疟团队和抗疟药物不断得到国际社会肯定,已经成为外交部、商务部和卫计委对非工作和宣传的一张“中国名片”。为此,这家多年来行事低调的药企——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已经坚持了整整十二年。正是他们本着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突破来自国际社会多方的压力和阻碍,最终使得超过千万疟疾患者从中受益。
今年,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成功入选“2015广东年度创新企业”。广东新南方集团总裁朱拉伊表示,未来,新南方青蒿药业还会继续以大众健康为己任,不懈努力!“我们不是在卖药,而是在消灭疟疾,只要疟疾消灭了,我们的抗疟药不卖都可以。”
【评选背景】
2015年广东经济进入换挡期,充满了挑战。广东GDP的总量仍旧处于全国第一,保持平稳向好态势,但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经济下行压力不可忽视。推动广东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广东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需要有奋发有为、迎难而上的勇气,更需要脚踏实地、实干巧干的精神,思路决定出路,行动成就辉煌。为此,2015年度经济风云榜聚焦点为:行动力。
2015年是一个充满了求变、求新的行动年。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业4.0、并购重组、跨界经营无不告诉我们,中国在行动,广东在行动!为此,组委会秉承“广东年度经济风云榜”的评选精神,评选出具有卓越行动力、能引领广东经济发展的“风云企业”、“风云人物”、“风云园区”,让广东最具行动力的企业家、企业、园区,作为引领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新标杆。并在此基础上新增“广东经济十件大事”的评选,让广东经济发展的成就成为家喻户晓、鼓舞人心的正能量,为广东打气、为广东加油!
相关链接:
http://www.toutiao.com/i6238064421202035201/
http://www.gdxnf.com/NewsView-318.aspx
附2:新南方集团朱拉伊:“以医带药”抢食公立市场份额
长期以来,最早发现青蒿素、原料资源最为丰富的中国,一直处于全球青蒿素产业链的最底端。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公立市场,以一纸认证将中国药企隔于门外。
为了争夺公立市场的份额,新南方集团探索出全新的模式——以医带药。即,通过病理研究设计、提供诊疗方案,并搭配特定药品实现灭疟。这一模式也使得新南方集团的药品销售避开了公立市场的认证壁垒,开辟了独立于公、私立市场之外的第三个青蒿素药品销售市场。
新南方集团总裁朱拉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坦言:“一开始世卫组织不是很支持,担心我们的方法会产生抗药性,后来我们通过临床试验和试点证实功效。今年五月份,世卫组织已经采用我们的方法,并对全球各个岛国推广我们消除疟疾的方法,这个是重要的转折点。”
以医带药
以房地产起家的朱拉伊,在1978年就读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其恩师正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知名疟疾防治专家李国桥。
“李国桥合作开发第三代青蒿素复方的时候找到了我,我投了6000万给他做新药研发。当时我还是房地产商,但是我觉得青蒿素对治疗疟疾作用很大,不支持青蒿素研发就太浪费了。”朱拉伊回忆道。
疟疾是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一度肆虐全球,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最为盛行。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疟疾报告表明,2012年疟疾病例为2.07亿,疟疾死亡病例62.7万。其中80%的疟疾病例发生在非洲,目前仍旧有34亿人有感染疟疾的风险。
而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正是青蒿素。借着支持青蒿素科研的东风,朱拉伊滚动投资15亿元、着手创办了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建成了包括青蒿资源研究、南药种植、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为主导、完整的青蒿产业链,并在2014年实现盈亏平衡。
目前,该公司有员工两百多人,每个小时可以生产28片第四代青蒿素复方——青蒿素哌喹片。据了解,该药物已经取得40个国家的专利保护,并在18个疟疾流行国家上市销售。
跟其它药企不同的是,朱拉伊创办药企之前,就将目光聚焦到全新的药物推广模式——以医带药。通过与疟疾高发区的政府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由当地商务部采购药品、派出工作人员。药企则提供技术培训,帮助该地区建立卫生点,进而构建防御体系,消灭疟疾。最初,朱拉伊是通过援外的形式推广该模式,药品几乎免费供应。
在此之前,非洲疟疾高发区的生活环境并不好,不及时就医很容易导致患者死亡。中国在非洲成立30个抗疟中心,由于资金、医护人员、技术等问题,当地主动接受疟疾治疗的人并不多。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水平,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疟疾无法实现基本控制,也没有完善的防控体系。
朱拉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们就通过对疟疾的发病规律、发病因素进行病理研究,然后研发出快速控制甚至是快速消灭疟疾的诊疗方案,同时调动当地治病的积极性。因为需要全民服药,这一方法也带动我们的药品销售,每人每个月吃四片药,连续吃三个月基本不会患上疟疾。”
第三个市场
在探索“以医带药”的新模式背后,国内青蒿素企业主攻的一直是私立市场,即自由零售市场。根据此前的公开数据,私立市场的市场份额仅占据整个青蒿素市场约20%。而公立市场是指由WHO、全球基金花钱购买的部分,这部分市场份额占比达80%左右。而药企想要拿到WHO的订单,就必须通过WHO的PQ认证。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向记者透露:“参与认证标准制定的都是西方大药企的代表,最后设定了非常高的门槛,国内的药企很难达标,这不仅仅是经济因素的影响。”
国内绝大多数药企拿不到认证,只能沦为青蒿素原料提供商,居于产业链的最底层。十年来,国内青蒿素市场价格出现多次“过山车”。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青蒿素类抗疟药品列为政府首选指导用药,青蒿素顿时供不应求,由此在国内掀起大量种植青蒿的热潮,价格也一路狂涨至8000元一公斤。
不久之后,青蒿素市场又迅速由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到了2007年底,国内市场蒿草价格仅5元一公斤,青蒿素价格也大幅跌落到1500元至2000元一公斤。李国桥告诉记者,现在国内青蒿素价格基本稳定,一公斤售价1200元左右,但是利润十分薄弱。
“原来是诺华等企业来大批量采购青蒿素,当时采购价格也比较高。但是这些企业的后来采购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导致供过于求。”朱拉伊向记者表示,“我们的模式就是突破了原先的世贸组织认证壁垒,我们通过治病的方式跟当地的机构合作,不需要提供认证。”
以东非岛国科摩罗为例,该地区为高度疟疾流行区,发病率在36%以上。在当地政府机构调动各地区人民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之后,朱拉伊的项目组举办技术谈论会,并与当地3000多名医生展开交流,由医务技术人员对各村抗疟员进行疟疾防治、项目用药原则等相关知识培训。
随后,科摩罗四个岛屿分别开展60天内3次全民服药。并由朱拉伊的项目组推动建立全民服药后期疟疾检测体系,巩固疟疾防治成果。
截至目前,科摩罗的发病率已降低了99.5%,实现了零死亡,带虫率由原先的23%降到0.33%。下一步,该模式将牵手更多非洲国家,朱拉伊透露,他们已经跟非洲的马拉维签订合作协议了。
“灭疟方法普及之后,会有15年左右的用药高峰期,但是成功灭疟之后,就不再需要现在的抗疟药物了。所以现有的青蒿素产业链要转化研发,我们七年前就跟李国桥在研究青蒿素用于抗肿瘤,目前临床效果实验还不错。”朱拉伊进一步说道。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5年10月09日 肖玫丽 广州报道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1009/0209234240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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